原创 Chairman Rabbit tuzhuxi 2022-04-20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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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220417
本文希望探讨的是：如果你是COVID-19病毒，希望与人类社会实现“共存”，为了达到目的，你打算“策略性”地先进入一个比较容易击破的社会，再逐个击破，那么，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它有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你觉得最难“攻破”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鲜有一种病毒能像COVID-19（尤其是它的Omicron变种）一样，在人类社会中造成如此大的分歧与矛盾。不同的人对这个病毒的一切似乎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愿意选择相信不同的说法——从它的危险性、防控应对，到防控所应当付出的“合理的”经济、社会代价等。
在大多数国家里，人们对COVID-19的看法与分歧会沿着西方政治光谱的“左”与“右”呈现某些“规律”——例如，左翼政治更加关注社会平等及保护弱势群体，因此倾向于采用强力手段防控COVID-19；右翼政治更加关注个人权利与自由，通常会反对严格的防疫政策。
COVID-19病毒具有超强的传染能力，并且能够“精准打击特定人群”。大多数的人类社会最初都试图阻隔其传播，减少其公共卫生危害，但伴随防疫持久化，并且COVID-19不断分裂，越来越难对付，人们也陷入了更大的分裂。
最终，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结合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政治、制度能力等等，也都遵循了不同的防疫政策手段和路径。
坚持“精准防控”及“动态清零”的中国大陆，尽管政策未变，但讨论从未消止过，恰恰相反，伴随病毒本身的演变，也在更加激烈地进行着。
到了2022年4月的这个时候，围绕COVID-19，大概只有一条判断是所有人都可以认同的——那就是，这真是一个让人类“撕裂”的病毒。
为什么COVID-19如此让人们撕裂呢？
因为这个病毒与大多数其他的病毒（例如呼吸道传染病里的流感或SARS）不同：COVID-19专注于打击老人及基础病患者。这使得普通感染者个人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存在极大的不对等。
本文假设读者已对COVID-19（Omicron）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再有针对性的列举基础事实与数据了，主要是再引入一些常见的社会科学概念来解释现象。
第一个概念：负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通俗说，就是一个人从事了某种行为，从中可以得到某些收益与好处，同时，没有因自己获得的收益与好处承担足够的成本或代价，而且还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负面影响，让其他人承担代价。最终，其他人乃至全体社会可能都需要为这个人的行为担负额外的成本。
举个易理解的例子：二手烟问题。一个人抽烟，付出的只是烟钱，享受了吸烟的快感，当然自己也会承担一些健康代价。但旁边被动吸二手烟的人，却也要承担健康风险和代价。抽烟的人并不需要为吸二手烟的人的健康代价买单。各种类型的污染也是典型的，包括个人使用化石燃料所导致的空气污染，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风险等，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大自然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里的核心在于，个人在从事有负面外部性的行为的时候，并不会为外溢的负面影响承担足够的代价（或者说，不会为其“买单”）。从他的个人层面看，收益大于成本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却是成本大于收益。
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就会造成“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这个人有动力继续从事这样的行为。
理论上，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外溢成本都量化、“定价”，让个人去担负，那是可以约束其行为的。但在现实世界里，大部分行为的负面外部性都很难被量化，很难以货币的形式定价，更难要求个人去承担。负面外部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长期来看，如果处理不好气候变化之类的典型负面外部性问题，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
概念上，除了“负面外部性”之外，还有“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即一个人从事了某种行为，获得了收益与好处，除此之外，行为还会溢出一些正面的影响，惠及到其他人，让更多的人获得好处。比较典型的如教育：一个人提升自己的教育和德性水平，不仅仅会对自己好，还会有利于家人，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全社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所有人，都会享受这个人提升教育和德性水平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正面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也经常被用于公共卫生领域。例如：
——疫苗接种：正面外部性。个人的疫苗接种有助于推进针对一个病毒的群体免疫，打的人越多，社会针对这个病毒的免疫体系就越牢固。所以，疫苗接种是有“正面外部性”的。
——滥用抗生素：负面外部性。个人在过度使用或不正确使用抗生素的时候，会增加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最终可能催生新的耐药机制，促成能够抵御抗生素的超级细菌，降低全社会对细菌感染的应对能力。这是对公共卫生的巨大威胁。
现在，让我们看看COVID-19的案例。
在没有严格防疫机制的约束及保护下（即所谓的“躺平”或“共存”模式里），一个年轻人自由活动，但未做严格的自我保护（例如未佩戴口罩，未勤洗手等），结果不慎感染了COVID-19病毒。而因为能够自由的行动，他是获得了一些便利和好处的，例如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例如不用太操心惦记戴口罩的事。由于他年轻，感染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很快就自我康复，最终没有代价。但过程中，他却将病毒直接或间接传染给了许多其他人。这些人里面，有些是年纪较大的，有些有基础病。他们中有的严重至住院，费了很大劲才康复，过程中影响了工作，耽误了重大社交活动（例如没能参加一场婚礼）,甚至自己还落下一点后遗症（long Covid）。同时，因为本地疫情爆发，在局部地方（例如本地诊所或医院）还一时造成了一定的医疗资源紧张和挤兑，医院和医护疲于应对——使得一些非Covid的病人也没能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对这些人因Covid或非Covid导致的健康伤害，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损失，都属于“负面外部性”。
当负面外部性足够大的时候，这位年轻人自己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影响。
由于COVID-19“专注”老人及基础病患者的特性，使得一般个体感染者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等，也就使得COVID-19/SARS-COV-2是一个具有极大的负面外部性的病毒。
负面外部性，可以从几个维度考虑。
（请注意，以下所说的“严格防疫”，指的是严格意义的精准防控，在疫情初期即阻隔病毒传播，实现动态清零，而不是导致大规模的静态管理或“封城”——也即2020年以来中国大多数城市大多数时段实现的效果）。
1、基础健康条件：不同身体条件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排除年纪的影响，在同一年龄段里，COVID-19的危害主要指向身体基础情况差、免疫力弱的特殊人群。对于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好的人群来说，COVID-19是可以“对付”的，与其“共存”大抵也没有关系。但对身体弱、有基础病的人来说，COVID-19会带来极大风险，甚至有可能致命。身体条件好的人感染了COVID-19，如传播至身体条件差的人，导致后者患病，就是一种巨大的负面外部性。因此，这两个群体对COVID-19的看法会相差极远：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有基础病的人更愿意看到政府坚持严格防疫，而身体条件好的人对严格防疫的诉求相对会更低，甚至可能接受乃至倡导“共存”
2、年龄：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巨大差异。COVID-19的危险性主要指向老人——从武汉时期的病毒，到现在的Omicron变种，在针对老人这一条上基本是无差别的。这与流感就有比较大的不同，流感对不同年龄段的打击相对来说更加“均匀”。所以，年轻人是不那么怕传染的，年轻人到处活动，感染了疫病，可能挺一挺就过去了，但如果传播给老人，致其重症，甚至死亡，或持久影响健康，那就构成了巨大的负面外部性。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老人更愿意看到政府坚持严格防疫，而能够够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是年轻人。也由于COVID-19的这种“老年病”特性，使得一个社会对防疫的态度也会受其对长者赋予的价值所影响
3、收入与阶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受过更好教育、有更好的卫生条件，享有更好医疗资源的人群，即便染病，估计也可安然度过。但那些达不到一定收入条件，缺乏很好的教育及卫生，无法享有最好的医疗资源的人，可能因为感染COVID-19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这在阶层分化的美国极为明显：因COVID-19及过世的多为少数族裔及经济弱势群体。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愿意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是收入水平更高、能够获得较好医疗资源的富足者。此外，这些富足阶层人士的工作、生活、学习、消费、娱乐与海外也有更多的联系，他们有更加强烈的国际通行需求，出于自身经验、利益、诉求的考虑，更有可能乐见放开
4、行业与工种：不同工作类型人口之间的差异。在疫情出现时，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多可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一定程度的解决短期工作需要。这既减少了感染的概率，也不致影响工作及收入。然而，对于蓝领——特别是从事有社会面接触（如服务业）的蓝领就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每天都要接触人群，感染的概率大大上升。又由于他们收入条件及获得医疗资源的限制（这与上一条“收入与阶层”的机制是一样的），使得他们成为更加弱势、更加不利的群体。因此，其他条件相等下（特别是排除年龄因素），社会上能够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是办公室工作的白领、金领。而蓝领们碍于生计，有可能也会希望放开。劳动人民为了工作与生计是愿意冒险的。但一旦真的放开了，健康风险与代价会不成比例地落在蓝领身上。而高收入的白领自由生活，感染了COVID-19，传播给了蓝领，就会构成对后者的负面外部性。
5、区域：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中国的现状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条件有很大差别。超一线大城市（如中国内地的北上广深）的经济更加发达，居民平均收入更高，自助能力强，同时卫生条件及医疗基础设施更健全，公共服务能力更强，因此，“耐受”COVID-19的能力也越强。这和相对落后地区有极大的差别，甚至可能是天壤之别。这也使得，在其他条件相对的情况下，社会上愿意接受甚至倡导“共存”的，更有可能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超一线城市。经济发达城市爆发了COVID-19，哪怕全民感染率很高，都有可能扛过去；但对于经济和资源落后地区，可能就不能简单地用“负面外部性”这样缺乏温度的概念去形容——传染病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公共卫生灾害以及不可估量的次生灾害。
6、时间问题（temporal）。这里，可以具体分为短期、中期与长期的时间差异：
——短期时间差异：第一个因素是年龄。社区爆发后，生龙活虎、可四处活动的年轻人往往是一个社会最先被感染的人群，因为身体条件好，他们一下子就扛过去了，觉得COVID-19的危害不大。而最先感染的人群往往会从自身经验出发，但看不到病毒在其他感染人群里可能产生的影响，就开始接受甚至倡导“共存”，影响着社会舆论。如果社会舆论因为年轻人而改变，真的接受了“共存”，那么会逐渐感受到老年人群体感染的影响。在中国，很大一部分老人居住在乡村，影响一定是滞后的。而农村的医疗条件也更落后。最终，他们会成为年轻人疫病感染及防疫舆论转变的负面外部效应的承受者。社会也会为此付出公共卫生代价。第二个因素是疫苗。打了两针或三针疫苗的人自觉比较安全，没有问题，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更有可能鼓励、倡导放开。但疫苗也有时间问题：第二针与第三针之间需隔半年，接种加强针也不能一蹴而就。另外，我们没有要求强制打疫苗，还主要是依靠动员。但实际情况是，打完疫苗的人很难有耐心会“等待”未打全程或第三针加强针的人群（往往又是老人）去完成疫苗接种——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可以接受在大规模人群完成接种三针即行“放开”。如果真的“放开”了，那打过疫苗的人即便被感染，也不会重症或死亡，但传染给未打疫苗的人，就会给后者带来巨大的健康风险（或导致巨大的“负面外部性”）了。
——中期时间差异：中期时间差异是COVID-19放开带来的常态化的医疗资源挤兑及后遗症问题（“long COVID”）。大多数人类的生活都建立在自己的现实经验与判断基础上，因此会有“短视”，理性会有所谓的“局限”或“边界”。现实情况是，人们很难去考虑中长期的问题（譬如五年到十年以后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根据短期经验及现实利益诉求，主张先放开，享受与自己相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会回避考虑尚难确定的中长期后果。这里，政府也会在人心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人们往往会把重大公共问题的决策归责于政府：“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放开了呀。但放和不放，最终是你政府的决定啊，你们要从公众利益和长远出发考虑，不可能把责任推到我们老百姓的身上。”——把责任委以政府后，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诉求了。但由于COVID-19的特殊性（快速演变；能够不断重复感染；每次病症可能并不轻；有一些其他的后遗症因素即long covid），使得放开后的中长期成本可能远大于预想。现实情况也是：大多数被动选择“共存”的国家，都处在被COVID-19（Omicron）加剧挤兑医疗资源的窘境（尤其是全民公立医疗的国家）
——长期时间差异（代际/intergenerational）：COVID-19可能是个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传染病，long-COVID的影响可能并不止于这几年，甚至不止于这一代人，而会影响下一代人、下几代人。那怎么办呢？人类是短视的，通常都不会考虑自己超过五至十年的问题，何论下一代？活在当下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与COVID-19（Omicron）“共存”。结果，一定是人们选择放任它自由发展，但不会考虑其长期影响。这里，美/西方体系选举政治的逻辑，往往是鼓励、挖掘人们短期的、现实的、小我的需求。连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问题都可以视而不见，何论存在许多未知的COVID-19/Omicron？
7、资本：始终鼓励放开。在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里，资本（应当）是自由流动的、“无国界”的、无边界的。这也是“全球化”、“市场化”的核心价值。资本似乎不需要追寻伦理，而只需要角逐利润。似乎专注于角逐利润，他们就可以曲线实现公共价值了。这都是谎言。现在，大多数国际资本也在鼓吹社会责任相关的理念（“ESG”），但其适用范围很有限，完全局限在西方主流左翼伦理体系里，只是在政治与道德正确的大时代里为资本做的一点政治与伦理增信。现实世界里，对所进入的任何一个社区，资本对地方是没有情感联系的。而针对COVID-19的问题，正如现在的西方主流政治一般，全球资本在ESG这个话语体系里，对COVID是“中性”的，没有什么伦理指导。而只要把利润作为目标，那么资本是很难完全支持我国所主张的防疫理念。如果动态清零做得好，他们是欢迎的，希望把生产基地和供应链留在中国；如果动态清零出了问题，某一两个城市出了问题（譬如上海），他们就会考虑将生产基地转至其他国家。资本不讲伦理，回避价值，他们真的只是现实的逐利而已。在Omicron之前的时代，他们乐于留在更加安全的中国；在Omicron的时代，他们怀疑病毒能否被控制住，会考虑将工厂转移——尽管这会对工人和社区们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但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不会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与社区没有价值与情感联系。如果能够做选择的话，他们只会希望根据病毒的特性及对应的疫情管控政策，找到一个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资本讲利益，不讲伦理（或“非理性因素”、“非市场化”因素）。但当资本的声音足够大，影响足够广，就可能影响公共政策。这时，一国/一地政府完全有可能根据资本的诉求而调整改变自己的防疫政策与哲学。例如，为了留住资本，稳住开工与就业，只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老弱群体的牺牲，是为经济做贡献，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负面外部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方选举政治体制下，基于大多数人的投票来确定政策，最终结果很有可能牺牲掉弱势群体而转而支持资本。
人们会发现，上述人群，往往又是全球人类（含中国）网络“舆论圈”里愿意接受或倡导“共存”之主流？
——大多属于年轻人，反正是70岁以下。20~50岁区间内居多
——大多居于超一线城市或高能级城市，可以获得较好的医疗资源
——受过较好的教育（本科以上），有一定的卫生/医疗知识
——多为白领/脑力工作者，疫情时可以居家/远程办公
——收入属于上层中产、富足阶层（upper middle class）
——疫苗接种率一般较高
——与国际及依赖更高
——有系统性的表达能力（例如输出文字、语言及其他形式的内容）
这个群体，恰恰就是抵御COVID-19能力最强的群体。在“共存”模式下，他们即便不幸感染了COVID-19，大抵也可以顺利康复。但如果他们把传染给社会里的其他人群，就可能导致很大的后果了。他们是会带来负面外部性的人群。
对经济社会生活有更大的权力和主导，对防疫公共舆论及话语有更大的影响力，对防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够产生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l）作用的人，恰恰是最能防范、抵御COVID-19病毒的自然人。这里个人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之间的不对等，是不是有点问题？这里存在的系统性的“负面外部性”因素，是不是有点可怕？
这个情况，在全世界各国家与地区都是一样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COVID-19，就是利用这一条特性，逐个地撕裂人类社会中的群体。
上篇引用了“外部性”的概念来描述COVID-19（Omicron）病毒的特征：个人面对的健康风险与整体的公共卫生风险之间是存在着极大不对等的，低风险人群的行为有巨大的“负面外部性”，会对他人健康及整体公共卫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一）》
有人问，如果说一个人打针对某种病毒的疫苗会有利于社会整体免疫能力的提升，属于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的话，那低风险人群感染COVID-19，无论打疫苗也好，自然感染也好，不都会有利于社会整体免疫么，是不是也会带来正面外部性？
必须要指出，狭义的“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对COVID-19恐怕是不适用的，狭义的群体免疫指的是防止感染，而COVID-19（特别是变种）非常强大，可以不断“破防”，使得一个人即便打过疫苗、得过病，仍可以重复感染，并进一步传染给他人。
笔者的总结：在低传播率（即低r0）、低破防率时，个人打疫苗或自然感染都会增加“群体免疫”，个人行为有正面外部性；但是在高传播率（高r0），高破防率时则相反：打疫苗或自然感染的人还会一再感染并到处传播，个人行为会导致负面外部性。此处，也是COVID-19的可怕之处。
这里，可以再引入第二个人们熟知的社科概念：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指的是，当一个主体不需要为其行为所制造的风险担负责任并承担代价的时候，那么，为了某些便利和好处，他可能更加愿意增加自己的风险敞口。
最常见的是保险业。一个人买了保险，知道往后保险公司会帮助担负大部分的费用（例如财产损失、医疗费用，等等），那他只要稍微道德“不自律”一点，改变自己的行为，让自己更加大胆，出了问题，造成的是保险公司的损失。
另外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or too important to fail），一个公司如果自己已经大到一定的程度，自认为足可劫持政府、行业、公众/纳税人，出了问题政府和纳税人会来买单，那企业高管的行为会更加激进，更愿意通过提升风险偏好（risk appetite）或风险容忍度来获得收益。这也是典型的道德风险。
回到COVID-19（Omicron）。那些自我评估在病毒面前面临较低个人健康风险的个人或群体（“得了也没什么事情”，“大概率是轻症”，“最多在家自愈就可以了”），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便利及需要而提升风险敞口——例如出行、聚会、不戴口罩等。而其所创造的风险（“负面外部性”）的成本代价，是由其他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承担的。
——高收入/富裕阶层的人认为自己得病了可以挺过去，而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年轻人认为自己得病了也可以挺过去，而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可远程办公的白领/脑力工作者认为即便发生疫情，自己的工作也可以维系，同时因为居家，不需要再承受更多的感染风险，而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打过疫苗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保护，虽然还会被传染，但不会发展到重症或病死，所以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居住在超一线城市/高能级城市的人认为自己城市的医疗条件及基础设施足够好，即便疫情爆发，也不致发生大规模的重症或病死，而且医疗资源能够一定程度上应对挤兑，因此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低风险人群有动力更加“放纵”自己，选择“躺平”、“共存”的态度，并能够获得直接的便利及好处。但他们会因此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风险，并且这些风险会不成比例地转移到高风险人群，由高风险人群承担。低风险人群的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道德风险”。
但如果COVID-19疫情在一个社会里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在高风险人群（老弱病及未打疫苗群体）里集中爆发后，最终会挤兑医疗资源——尤其在那些拥有免费公立医疗的社会里）。这时，低风险人群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承担公共卫生代价。
这里，可引入第三个社科概念：搭便车问题（the free-rider problem）。
“搭便车”的基本含义就是自己不付出成本，但准备好坐享他人之利。这个问题经常会发生公共产品上。
举个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典型例子：疫苗接种。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接种疫苗的，能等则等，能不打则不打。他们往往还藏着一个私心，即如果有了足够多的人打了疫苗（例如85%的人口），那社会就能够实现群体免疫了，病毒很难再传播。那这时自己打不打也就无所谓了，别人都打了，公共防疫体系建立好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自动享有这个成果），自己却没打疫苗，“坐享其成”，那就是“搭了个便车”。
显而易见，如果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态度，都不去打疫苗，都希望“搭便车”，那一个社会就永远无法实现疫苗接种的目标。
对COVID-19，人们的心态是类似的——请注意，这一条和“清零”或“共存”无关。无论在哪一个社会，无论采取了什么模式，大多人都不会希望社会有大的疫情，都不希望看到许多重症和病死，都不希望看到医疗资源被挤兑，也都不希望影响到自己，这一条想法，应该是全人类社会共享的。
但COVID-19的特性就是低风险人群与高风险的健康安全极不对称，个人健康安全与公共卫生健康也极不对等，这就使得人们可能希望“搭便车”。“搭便车”具体指的是，个人享有全社会执行的COVID-19防疫体系带来的诸多好处（这里，既可以适用于“清零”，也可以适用于“共存”模式），但同时自己却没有或不愿意按照防疫体系的指导或要求，付出相应的代价或努力——例如严格遵守社交隔离规则、个人卫生习惯、防疫指导及政策等等。
“搭便车”的画面是这样的：
——“我肯定希望大多数人都能遵守防疫的规定，减少社交距离，减少聚会、减少出行。只要大多数人都遵守规定，疫情是不会扩散的。今天这次小型聚会活动违反了政府的社交隔离规定，但它是私下举行的，活动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还是参加吧。”
——“我希望大多数人都遵循政府的指导，在室内佩戴口罩。但今天出门我忘了戴口罩了，懒得回家拿了。就这么着吧。大多人戴了就好了。也不一定有人管。我估计我也应该没事。反正只要大部分人遵守规则，我们的社会应该不会被我今天这个特殊情况所影响。我明天再戴就好了。”
——“阳性要去方舱医院去隔离？我支持这个政策，要应收尽收，这样才能把社会面的疫情控制住。绝大多数人都应该去隔离。上周我邻居阳了，他们去方舱隔离了，我就支持。但今天我阳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就一个年轻人，我一点症状没有。我觉得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特殊处理，居家隔离啊。我肯定自愈！”
对公共期待一套标准，对自己另一套标准，自己的标准一般要更低，给自己特殊处理。这，就构成了搭便车。也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COVID-19低风险人群自认为先天保护强，相比高风险人群而言，更有可能希望搭便车。
显而易见，如果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都自私行事，都抱有“搭便车”的幻想，那一个社会很难建立公共卫生秩序。在这个问题上，社区感、集体主义、传统主义、家长主义传统比较重的社会的表现一定会比自由散漫、个人理性主义驱动的社会（例如英美国家）要好。
本篇里，我们引用社科概念，发现了COVID-19会带来许多的经典问题。从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到搭便车。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公共问题无法解决。
因为大多数的人类个体都是短视的、小我/利己的、现时的。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眼前的、看得到的、可预测的收益与成本。他们的行为也被称为是合乎“理性”的（rational）。
许多人也会考虑道德/伦理因素，但问题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平都是不同的，与家庭/社区/社会的关系也不同的，要让所有人都对自己的行为严加约束，要让所有人都时刻充分考虑公共利益，都成为利他主义的“圣人”，是脱离现实的。在世俗且信息繁杂、观念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很难形成整齐划一的道德判断。退一万步，即便大家的观点相同，也未必就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真的有“道德自律”，按照道德行事。
所谓“道德风险”、“搭便车”等概念，来源就是个体的利己及短视。
此外，还要看到，每个人所能掌握的信息与知识都是有限的，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结合切身的需要行事。他们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全局的判断。
也因为如此，使得人类的“理性”“有局限性”（bounded rationality）。最终，每个人都出于利己、短视的考虑，再把个人的决定加总起来，还是短视的决定。这就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使得公共问题无法获得解决。
COVID-19对人类社会是“分而治之”，把大部分的人群（都是低风险人群）变成了自己的传播工具。这时，老弱病等高风险人群变成了保护低风险人群自由所带来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COVID-19的进化逻辑是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无限“靠近”人类：极大增加传播能力，使得人类防不胜防；尽量弱化对低风险人群的伤害，使得大部分人对病毒的态度开始趋向中性或无感。只不过，现阶段Omicron对老弱病的危害依然很大，并有可能因此使得一些社会的医疗资源被挤兑。所以，人类还在努力对抗COVID-19——尤其是那些社会集体价值观念很强、对长者非常尊重的社会。但无论如何，COVID-19的进化结果，确实进一步加大了人类个人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不对等的问题，也使得病毒从内部撕裂人类社会的能力更强了。
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主张“人不可能胜天”、接受“躺平”或“共存”的人，实际上其实已经成为COVID-19病毒在人类社会里的“代理人”（agents）：他们在代表COVID-19“发声”，呼吁人类社会接纳COVID-19。而人类社会接纳COVID-19的结果，自然是大规模的传染，以及以老弱病的重症与死亡为附带代价。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是COVID-19在适应人类；一方面，也是COVID-19病毒在“驯化”（domesticate）人类。这和人类从狼群后代里培养出狗是一样的：把最凶猛、难以驯服的消灭，把温顺的留下来。一代一代的，改变他们的基因。最后，“狼”（狗）就与人共存了。这就是COVID-19在做的事情。
2020年以来，在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COVID-19都实现了这个“目标”，只除了一个“孤岛”——中国大陆。
我们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写到过（《科幻小品四则：中国vs美国、大筛子、元宇宙》），如果人类社会只有一个政治体——中国大陆，那COVID-19在2020年就被“消灭”了。
这里，我们再探讨一下这种重大公共问题里的“市场失灵”问题。
我们发现，但凡存在巨大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搭便车的公共问题，往往都会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问题，即人们各自为政，无法联合起来，而仅凭借“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自身力量去应对，最终无法解决问题。破局就是引入强有力的公共力量，自上而下进行强有力的管理。
相比气候变化而言，COVID-19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了。COVID-19确实会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但气候变化会是危及人类存在的“灭绝性问题”。气候变化一样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撕裂，但它比病毒还危险，因为病毒有很强的即期效果，人们能够看见社会成员的重症和死亡，能够感受到医疗资源挤兑带来的问题，而气候变化似乎是一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灰犀牛”，以“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发生作用。
但无论COVID-19与气候变化表面上存在什么差异，要克服理性个人决策所带来的“局限”，就需要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的、有权威的力量的介入，帮助参与制定规则、设定边界、进行伦理与舆论引导，同时还要让违反规则的人付出代价（包括承担经济代价，或接受行政处罚，可根据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COVID-19“势如破竹”的原因，就是能够在低风险及高风险人群之间制造巨大的不对等及不对称，在人类社会内部制造分歧、矛盾、撕裂。而今日的Omicron更具有超高的传播力，将人类社会破防的“阈值”变得非常低：大多数国家或社会只要有一地被COVID-19破防，即“满盘皆输”，不可逆地进入全国范围的被迫“共存”状态。
阻断COVID-19的核心在于人们能够众志成城的团结起来，打破COVID-19的撕裂效应。否则，就只能被COVID-19击破，付出巨大的人命及经济社会代价，被动与其“共存”。不同的人类社会由于组织形式、文化价值、政治制度的不同，对COVID-19的应对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越是强调或歌颂个人主义，对个人的权利越是无条件保护的社会，越难以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同时，人们通常会用个人的权利、自由、隐私等好听的政治价值来升华、美化自己利己或自私的诉求。这其实是为“负面外部性”提供合法依据，把个人的权利与公共利益对立了起来。反过来，一个社会社区价值（communal）越强，集体主义越强，个人越能够为集体和公共利益进行自我约束、牺牲个人的权利、便利、利益（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就越能够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此时，个人的利益一定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
——社会结构——社会单位：社会单位构成越小，例如越是核心家庭化、人与人不相识的“原子化”的社会，也就越分裂/离散，聚合人们就越难，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也越难。相反，传统的大家庭、大家族、大社区型的社会会更团结，人们彼此能够共享身份认同与目标，应对COVID-19会更团结。
——社会结构——多样性：一个社会族群/种族、阶层、宗教、文化、政治价值、舆论等方面越“异质化”的社会，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就越难，而越是“同质化”的社会，由于人们更容易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也就越有力。
——对老弱病的态度：一个社会越是对老弱病赋予价值，越是愿意保护老弱病，应对COVID-19的意志就越强，应对也会越有力。有的社会（例如中国）不仅仅视老人为弱者（the vulnerable），而且因为敬老、孝顺的传统，对老人（seniority）特别尊重，赋予特别的伦理地位。相比仅仅把老人作为需要保护的弱者而言，尊重老人的社会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的意愿肯定也越强。笔者以为，对老弱病的整体态度，是决定一个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依靠经济内循环的能力：一个社会，越能够自给自足、把关键资源的供给和需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跨境人口流动的（进行“内循环”），就越能够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相反，一个社会，如果非常的“外向型”——例如高度依赖旅游业等需要人口流动的全球化经济，那就可能因为外部输入而导致本国坚持的防疫政策前功尽弃。这里要看到的现实情况是，第一，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很依赖人口自由流动，一国独善其身很难；第二，不同国家防疫制度与能力千差万别，而且一国的成功未必能够在其他国复制。长期来看，只要全球化的假设依然成立，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都需要向全球聚拢——当然它需要根据病毒变异的情况及公共卫生及经济社会政治成本来评估聚拢的节奏。
——政治体制：政治集中度：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权力越分散、越离散、去中心化（例如联邦制），将全国不同地方民众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就越难。政治权力越是集中，则团结应对的能力就会越强。
——政治体制：政治政策的形成：一个国家或社会政治政策形成，越是倾向于挖掘、鼓励及迎合大多数普通人的短期考量与诉求，则越难将人们团结起来应对COVID-19（特别是Omicron）——因为COVID-19的特性就是在低风险人群与高风险人群，以及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之间将不对等与不对称“最大化”的。COVID-19低风险人群在人口里是占压倒性绝大多数的，如果简单迎合多数人（低风险人群）的诉求，那么在政治的驱动下，出台不利于少数人（高风险人群）利益的政策只是时间问题。
笔者想说的例子，其实就是西方的政党选举政治（“liberal democracy”）。在现实世界里，政党选举政治最终就是挖掘、发现、鼓励、引导个人视角、个人利益、个人诉求的。政治家迎合的多，引导的少。选举政治家的任期也比较短，政治政策的形成因此会呈现短期化和民粹化特性——尤其在当代社会，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资本及商业的介入使得信息和舆论高度去中心化。如果把公共卫生政策交由投票选举进行，那会得出什么结果？那么占人口大多数的个人健康低风险人群是有可能倾向于放开的，但不惜牺牲高风险人群的福祉与利益。这种牺牲，是绝对意义的：可能构成后者的经济崩溃及死亡。
我们再举个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让全体人口对选择“清零”还是“躺平”进行公投。低风险人口是占大多数的，除非他们对占少数的高风险人口拥有巨大的情怀、同理心、赋予巨大的伦理价值，并且能够冷静评估“共存”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否则很有可能选择“躺平”。这种选择，与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无异。
COVID-19（Omicron）的可怕及魔幻之处在于，它就是要利用人类社会不同成员及群体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将人类社会整体击破。要应对COVID-19，只有强大的政治能力及意志，以及全民众志成城和团结。
而这恰恰是西方选举政治所不具备的。
西方选举政治在现实世界里运行的内核是：挖掘、发现、鼓励、弘扬、迎合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视角、个人的诉求，个人的感受，并不惜为了选举目标，寻找、夸大并利用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为的是将这些矛盾与分歧转化为能够服务选举政治目标的政治动能。阶层分裂、族群分裂、共识分裂、巨大的公共卫生代价，都可以是选举政治的陪葬品。
尤其重要的一条是：选举政治自带“嵌入的”（embedded）免责机制，能够吸收和化解政治不满：选民如果认为一个政客或政党的公共政策不好，可以通过选举将其更替。这样一来，错误的决策都可以由选下去的政客“背”走，人们对政治体制本身依然充满信心；另一方面，选民也会被制度赋能，始终拥有道德优越感和“主人翁感”（ownership），认为自己始终可以通过选举不断地“纠错”，改变先前错误的决策（“我上次选了Trump，确实选的不对。我看错人了，当然这也怪华盛顿政客。这次我认真考虑后，选了Biden”）。
大家可以看到问题所在：选举迎合的始终是短期的个人利益、视角、诉求，将这些利益与诉求进行“加总”，然后制造短期的结果。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奏效，再用新的选举替换。选举政治只是不断地周期性的循环短期化的政治决策而已。这时，不仅从长计议，制定当下人所不理解、不认可的长期主义政策是不可能的，甚至错与对也不那么重要了。一些选民在看到了选举政治背后的实质后，就会淡出政治。
而对抗COVID-19需要什么？需要全盘考虑全体人的利益——特别是捍卫少数弱者们的利益；要有足够的政治担当及执行力，能够系统地阻隔 低风险人群/地区将病毒转移到 高风险人群/地区；要有坚毅与定力，不能朝令夕改，做“仰卧起坐”；要始终以长期主义价值观为指导。
西方选举政治，如果都是个人导向、民粹化、短期化的，只是将个体民众的选择和偏好进行“加总”，那是难以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其结果，就是将公共卫生问题（public health）转化为医疗问题（personal medicine）。这样的体制，一方面不利于保护COVID-19“专注”伤害的弱者，另一方面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代价，例如较大的人命代价（“超额死亡”、“踏着尸体而来”），最终实现被动“共存”并宣传“惨胜”。
在善于“分而治之”、制造撕裂的COVID-19面前，人类社会遭遇的是政治版本的“市场失灵”——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被打败了（除了“孤岛”中国大陆）。
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COVID-19，而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重大公共问题。这不是“共存”问题，而是灭绝性问题。
所幸的是，气候变化与COVID-19有一个本质不同，COVID-19是传染病，其特点是：大多数人团结和遵守规则也不足够，只要有少部分人不团结，就可以破坏全局；而气候变化则只要求大多数国家能够联合行动就可以，只要负责任的国家足够多，就可以影响全局，哪怕个别国家不行动。
在这里，中国也可以成为表率：即便有不负责任的西方国家在国内选举政治下放弃承诺（例如美国当政的Trump退群巴黎气候协议），也不会影响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中国依然可以利用举国体制完成自己的承诺，并正向引导其他国家。
在这一条上，至少气候变化比COVID-19要“好”一点。
最后，本系列第一篇提到了“负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的概念。
政治也是有负面外部性的。
很简单：中国可以解决自己COVID-19的问题——如果没有国外的无止境的扩散和输入，我们在2020年上半年就“消灭”了COVID-19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内地没有大规模的爆发，利用“精准防控”将“动态清零”做得很好，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
但COVID-19在国外的不断传播及变种最终催生了传播力极强的Omicron。前面提到，大多数国家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及治理手段，做不到“精准防控”下的“动态清零”，老早“躺平”。但选举政治有个“好处”，即消解政治对抗与压力。所以一众西方国家，抗疫虽然不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及经济社会代价，但没有因此遭遇政治问题，反而在“踏着尸体走过来”之后，觉得自己的表现还行。记忆力非常短暂的当代世界里，不少“低风险人群们”似乎已经忘掉了疫情的影响。
但当如果病毒由这些国家传播入中国，造成爆发甚至失控的局面，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政府是360度责任的全能政府，虽然权力大，但职责也大，都是相对应的。我们的民众“既要又要”：既希望有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又不希望看到因疫情导致大规模病死及医疗资源的挤兑（同样也会带来超额死亡及附加代价）。如果因为疫情爆发导致公共卫生后果，将会使得我们的制度遭受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就是国际政治层面的负面外部性：一个国家推行某种防疫体系，自己虽然遭遇了比较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但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国内政治压力；然后，病毒从本国传导到其他国家，却可以破坏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为后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就是：在同一公共问题下，各国所面临的政治及公共责任风险的巨大不对等。
中国正在走出并一定会走出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道路，在许多的治理手段和模式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明显的“中国特殊性”（Chinese exceptionalism）。COVID-19疫情防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我们也会发现，在许多的问题上，中国追求“独善其身”并不容易，我们还会面临越来越多复杂的国际挑战。
本系列三篇，写在进入COVID-19疫情的第三年，也是一切已由Omicron主导、更加复杂与艰难的第三年。希望通过这些概念的引入，鼓励人们从更多的历史视角去理解病毒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全文结束）